一网络配资哪家好点，面对历史

我不认识许知远，知识分子圈内的人都认识他。但是圈外的人就不一定认识他了。前几天一位大学校长看到许知远的视频问：“这人谁啊这么丑？”快把我笑死了，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果然现在都不是知识分子啊。

我认为许知远是非常有魅力的，他身高、腰直、有品位，做新闻做成一个品牌，并且忧国忧民，喜欢读书甚至还开书店。他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民主爱国先进人士。不过朋友们知道这几天我正在朋友圈里说黄炎培父子，我补充一下。

黄炎培是民盟和民建的主导建立者，因为在延安窑洞里提出了如何能避免周期率而闻名。本来一直理中客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一面在延安感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蓬勃革命热情，一面感受着国民党的极端腐败无能的煎熬，所以之后他突然放下中立转向正热爱民主的一方，也是因为他们在窑洞中达成了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的共识。解放前夕国民党暗杀与抓捕黄炎培失利，黄绕道香港逃向北京，而其次子民建领导人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夜因积极策反并阻挠国民党运走黄金被杀，据说生前被挖双眼、打断双腿、十甲尽拔，最终被活埋。黄炎培在1965年去世，其夫人在1967年批斗后自杀。另外，众所周知的水利专家黄万里也是黄炎培的儿子。被杀的黄竞武是清华大学与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假如能活到解放后应该做经济部长之类？黄炎培为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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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当代人不能忘记历史，那就应该记住这样的历史。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研究其悲剧性何以发生，以及如何避免这样的惨烈与曲折。这是个非常大的课题与话题，我没有能力，但我还是勉为其难提出了大文明框架，试图对类似历史进行解释，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些答案。

许知远面对这样的历史，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太阳底下无新事，假如我们所有人把今天当做1948年，那么我们将作何选择？我们是延安的理想国青年？还是仓皇撤退的国民党人？还是坚持无惧斗争的黄家英烈？甚至，假如能回到历史中去，黄家人又将如何选择？

谁也没有长前后眼，但知识分子就是需要研究这样可能的前后眼，就是要提供这样的理论体系。我认为“文明学”有一些类似的初衷，是否达到了要求不敢说，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前一篇我说我有35%的“许知远”，但是我们的认知肯定南辕北辙，因为我与汪建一样，一点都不痛苦。

甚至我认为一个人假如不幸福不快乐，那是心智问题，从文明学看是理论问题。即便我们抛开所有的学术问题，高僧大德其实都会“不痛苦”，痛苦就是一种“我执”。痛苦还是不痛苦既是一种心理选择，也是一种智力决定。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是从容镇定有理性，不悲不喜，不被任何情绪所裹挟。痛苦的知识分子，肯定是小知识分子，是不得已被挟持的知识分子，部分人我理解他们，甚至同情他们，但大多数人似乎没有必要都“痛苦”起来。所以，许知远面对汪建的“不痛苦”的惊讶最终使我友邦惊诧了。

那么许知远假如回到1948年，我估计他大概率也是黄家人，因为他那么痛苦了，起码是同路人，也或许会做个愤怒的“鲁迅”？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幸亏还有那么多“痛苦”的人存在，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份质感，但我看到了他们的严重问题。

黄炎培从某种意义上是很幸运的一代，他生于1878年，作为一个清朝举人贯穿了清朝、民国与新中国三代，人生大起大落，三次被判死刑而逃脱，最后官拜副总理。毛与之差不多。那么他们那代人共同希望中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呢？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独立是希望中国不再处于半殖民地国家，不再受制于帝国主义，我认为这一条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实完成了。富强这一条也实现了，相比清末民初，毛与同学们到北京去做北漂，由于贫困大家出门都需要轮流凑一身体面衣服，是真正的穷到没有裤子穿。从清中期中国已经衰败，最终成为半殖民国家，否则也不会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给日本。简单举例，清初德国与清朝差别还不大，到清末时中国人的人均只有德国的六分之一了（印象中，文中数据都没有核对），饥寒交迫、遍地饿殍是中国常见，否则怎么可能引得千万人赴汤蹈火加入革命。按照今天流行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推理当时中国在全球排序应该是与非洲并列的130名之后，所谓“第三世界”是也。相对应的美国却正处于走向顶峰。这就是那一批革命家的成长与思想背景。救国的口号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天朝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清末认识到亡国的危险，果不其然，30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浴血奋战14年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才赢得胜利。从文明学的角度看，这是文明内伤的外现，是文明的问题。简单讲就是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文明时中国依然处于农业时代，这就是落后的直接证据。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明大转换，其实是极其困难的，一般人低估了中西方这种文明落差的意义。更惨的是，因为一项错误的思想理论而从清末就误入歧途，这就是：制度决定论。这种理论体系从清末康梁一脉一直流传到许知远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

进入21世纪，现在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并且成功晋级到“第二世界”，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中国从与非洲并列的100名之外现在追赶到70位左右，等于清末民国的第一棒大幅落后，今天追赶到不那么落后了，但是许知远们却痛苦异常，怎么办？他们痛苦什么？怎么解救他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都是学术理论问题。

二，你痛苦吗？

许知远在与汪建的对谈中屡次提到痛苦，我有些难以置信。为什么他必须要记住痛苦？记住哪一次痛苦呢？历史中那么多痛苦悲惨，包含了黄竞武的痛苦了吗？包含了国民党一年内杀害几十万左翼人士的1927年吗？包含了失去六位亲人的毛的痛苦了吗？包含了抗战14年里千万个受难者的英灵了吗？为什么只有痛苦才是知识分子的绝配？

我很久以前也是喜欢读书的，并且读到了许知远写的一本充满困惑的书。我一面感叹他的肤浅天真，一面感佩他的真诚与坦率。许知远这个人其实非常可爱，他一直是个抱持初心的大男孩儿，他有一种中国人罕见的松弛“少年感”，他穿着拖鞋满世界晃荡，这既是他的自信，也是他的“自由”。但他还是放不开，他忧国忧民地痛苦，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说到也可以没心没肺地欢乐之类的话，意思就是假如你不痛苦了你欢乐了，就是放纵不道德了。我大为震惊，所以汪建也不同意。汪建就“不痛苦”，所以引起许知远的震撼。我再震撼，这是为何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因。

上次读许知远的书觉得他肤浅也很让我震撼，不过当我知道他是北大计算机系毕业的，就无所谓了，因为他本不是人文专业的专业学者。不过他后来还是深入到比如三联等诸多人文活动中去了，所以他逐渐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员。说个刻薄的话，可能更直白地节约时间说明我的诸多看法：我是不看三联这些东西的，当作饭后花边看看还可以。这牵涉到更远的一些话题，比如我把中国在全球的文明评价是70分（满分100），那么这些浮在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70分，许知远恐怕就是中国精英了但也只能给70分。

对于我这种从年轻时就接触西方发达国家资源的外语系人，早已养成了眼高手低的坏毛病，见过高的就再也看不了浅的（70分），辣眼睛，中国的报纸我也是几乎从来不看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这有一个好处，可以让你跳出来，起码跳出“中国”，跳出70分效应，这样你还有可能走向80分。作为一个中国人，假如你读书太多，尤其读的是中国书的话，你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会出现思想矮化症，反而是少读书的人好一些。这可能就是汪建“不读书”得以跳脱出来的原因所在？又读书又开书店的许知远反而把自己“活埋”了。一个叫samarra的读者写到：“

汪建全篇老顽童式的戏谑与似乎看破红尘的精神力，与许知远深陷泥潭式的忧国忧民形成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对比，每次镜头定格在汪建十分具有感染力又带着一丝嘲讽的老实人般的微笑上，我都会觉得他在明目张胆的嘲弄每一个认真思辨、追求真理的思考者。

”

三，痛并快乐？

我最近也在嘲笑“公知”，不是嘲笑他们的勇敢与追求，而是嘲笑他们的肤浅。而许知远或许是他们中间最典型的一个。他们先把自己活埋了，然后嚎叫着痛苦。而汪建是以阅历或顿悟的方式不屑于他们，我则是以理论研究的方式否定了“他们”。他们，不仅仅是当代的“公知”，而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所有的“公知”。文明学以颠覆性的方式重塑历史与文明发展模式，揭示了某种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一种多余或不智，有一些非理性痛苦甚至误导大众坠入深渊。

在拙著《发现文明》中，不仅有“落后魔咒”对中国社会的剖解，更有直截了当的“历史不能批判”等原则，都涉及对当下一些问题的批判。由于人类社会从原始到先进的大进化，永远是个芝诺效应，永远是今天批判否定昨天的荒诞野蛮，所以，这种对历史的“留恋”“沉醉”的痒痛感，“痛苦感”，简单地说就是批判，非必要时就不要拿出来，只看今天与未来。这就是文明学对于历史痛苦的处理态度。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是今天依然要沉浸在对于日本侵华的愤怒之中，沉浸在八国联军的屈辱中？我提倡，无论远的近的，统统忘记，除非你能改变或者需要个案特别处理，或者说今天正处于某种危机之中。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有挑选性。

痛苦与紧张是人类的正常情感，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为何一个人必须处于痛苦之中。当然，我理解部分人的痛苦，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吧。

文明，事实上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类宗教。在其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中一种是清末以来形成的“制度决定论”。它设定了一种理想国，一种理想的制度，一天不能实现之就一天不得安宁与痛苦。这种看法在文明学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中国人被这种痛苦折磨了一百多年，它本身有一种理论缺陷。文明学中的适配论对之进行了解除，天堂根本不存在。制度，也根本没有一刀切的好坏，只有适配。无论任何制度，适配发展的就是好的，不适配发展的就是坏的。任何制度都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无论古希腊还是美国民主制都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有何道德优越可言？一句话，一百年来人们对于民主制的追求可能是错误的，民主制是一种富足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民主从来不是因。陈旧的传统政治学将民主制度因果倒置了，因而是错误的。

那么今天是应该痛苦的时代吗？中国近几十年的一路高歌发展，康梁在世黄炎培醒来，他们是痛苦呢还是高兴呢？

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大转型。唐德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定为2百多年是非常具有历史学家深邃眼光的，他理解中国深层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在表面，而在深层的文明根源。那么为什么唐德刚可以如此深刻地认识中国问题呢？因为他是美国华裔，他既懂中国也懂西方文明。

我想许知远引以为傲的“痛苦”，无非在制度与历史。我与汪建一样，没有被中国陈旧的70分思想“活埋”，即便生活在中国，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理性地远离中国的知识界。作为知识分子，我被左右皆骂就说明了我的主动选择。我一直在“背道而驰”，这其实是我年轻时的一个理想，在老年重新回顾这一幕时我对自己也有些感动了，因为我坚持了我的初心，成为一个坚决不与天朝主流为伍的学者（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火，因为我的目标不是火，我甚至拒绝了许多火，独立思考才是我的所爱）。所以，看到汪建的勇敢，汪建的挑战，我还是非常欣慰的，因为不被陈旧思想“活埋”的人可能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跳出中国的70分天花板，那样中国才有可能破除70怪圈。当然，在前一篇中我也已经说了，中国既需要汪建，也需要一些许知远，中国的多元还远远不够。

题目是开玩笑的，许知远最好还是别被我解救为快乐的许知远，否则或许会成为快乐的胖子高晓松。高晓松我估计是真快乐了，许知远之所以看起来比高晓松有魅力，就是因为他具有痛苦吧。所以，还是“痛并快乐着”好。

（拙著是一本探索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书籍）网络配资哪家好点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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